首页  >  专题文章  >  文章正文
shRNA表达克隆

对于已经出现破损的东西,是否应该及时地去修补?

Jun 16, 2008 No Comments

 

 

(III) 对于已经出现破损的东西,是否应该及时地去修补?

       基因治疗的授权许可及初步临床实验研究。       一年前,在Targeted Genetics公司的领导下,研究人员开始对一名叫Jolee Mohr的患有关节炎的妇女实施基因治疗。然而她仅在治疗开始的三周后便逝世,该名患者的去世使整个基因治疗领域士气大减。人们开始怀疑基因疗法的风险 性。这次事件同时也让人们关注起发生于1999年的一桩类似事件。当时美国一个名叫Jesse Gelsinger的18岁青年死于采用缺陷型腺病毒载体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他是世界上首位由基因治疗导致丧生的患者。Jesse Gelsinger罹患一种名为先天性鸟氨酸甲酰氨基转移酶(OTC)缺乏症的X连锁性遗传病。此次事件的发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在基因治疗中急于上临床、忽视试验规则有很大关系,该事件不但对基因治疗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而且引起了科学界与公众的一片哗 然,促使政府对人体实验保护法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修改[1]。这两起死亡事件对基因治疗研究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教训是深刻的,特别对那些基因治疗坚定的拥 护者和研究人员来说,今后在选择患者、药物剂量上必须更加谨慎行事。

       这两起事件都是人们本不愿意看到的,但它让人们意识到充足的实验设计的必要性,同时实验所用载体的安全性也受到人们关注,此外,早期的动物实验以及实验室 的相关研究也很重要。Mohr的死也给一些人以启发:将基因治疗的存活率作为对抗疾病和残疾的治疗指标之一[2]。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重组DNA咨询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就Mohr所接受的治疗环境以及她的死因展开讨论。委员会的专家们经商讨后初步认定Mohr的死亡主 要由细菌感染造成。因为她的免疫系统没能抵御住一种叫组织胞浆菌的细菌侵袭,而其免疫系统是被一种叫做阿达木单抗(Humira)的治疗关节炎药物破坏 的,该药物能够激活一种名为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分子。但委员会也还不能排除这是由于治疗用的腺病毒载体在病人体内引起强烈的免疫应答所造成的结 果。

       一些基因治疗技术的支持者们则不认为Mohr的死是因治疗用的腺病毒载体引起的。他们通过媒体和学术杂志向公众解释目前还无足够的证据表明基因治疗是这两 起医疗事故的元凶,而且基因治疗的研究也绝不应该因为这两起事件而中止[3]。他们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这两起事件已经毫无疑问地令基因治疗的研究亮起了 黄灯,同时临床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Mohr并没有真正同意接受基因治疗。

       她的丈夫Robb表示她根本不了解她所接受的基因治疗的危险性,他要求召开一次公开发布会,并强调如果她太太事先知道基因治疗的危险性则绝对不会答应接受治疗[4]。伊 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关节炎中心的Robert Trapp是邀请Mohr参加治疗的医生,他表示Mohr在治疗前曾签署了一份长达15页的同意书。他同时还强调自己已经回答了Mohr就治疗有关的所有 问题[5]。这项研究以及这份同意书已经过该研究的赞助商Targeted Genetics(Seattle, WA)公司的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反复审核和授权。

       Mohr丈夫的申诉和Jesse Gelsinger的父亲在他儿子死后提出的申诉类似。在这两起事件中,病人均签署了类似由机构审查委员会(IRBs)批准的长而细致的同意书,但在事后这些同意书上的信息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是Mohr没有仔细阅读同意书?是这份同意书太过复杂且缺少某些细节?或是Mohr阅读后但却不能理解同意书的内容?还是她没有让医生知道自己还存在疑 问?除以上问题外,更加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时隔Jesse Gelsinger事件8年之久,围绕基因治疗I期研究同意书的争论仍在继续,那么今后我们还需采取何种手段来确保志愿者在接受治疗研究之前能够得到确切 的信息以了解自己所受治疗的风险性,从而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治疗。

       事实上,尽管现在有许多人站出来呼吁要加强保护医疗实验研究中的志愿者的权益,但至少在近十年来,这方面的问题仍未得到明显改善。

       大多数情况下,让患者在同意书上签字的那个人是他的临床医师。但如果这个人能通过招募志愿者并从中收取利益,那么不仅会产生医疗纠纷,而且患者可能还无法得知让他们签署同意书的那个人是否同时也是他们的主治医生。

       许多基因治疗的研究人员还是对那种长而细琐的患者同意书深信不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IRBs和那些赞助商的律师们的要求,显然,他们和患者之间还缺乏 某种合适的交流模式。大量来自于病患对同意书的主观理解的证据表明,这些病患并没有真正理解同意书上的细则,他们对同意书的主观理解使得他们低估了治疗的 风险,从而同意作为志愿者并接受治疗[6]。

       对于基因治疗的研究机构来说,它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机构需要有专门的与治疗没有利益挂钩的人员来负责为病患解答各种问题[7]。无论这个人是当地的 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他都应该随时随地的为病人答疑解惑,保证病人不会对治疗产生误解,一个纯粹的实验性研究应该是有益于病人的,不能混淆主治医生和研究 者的身份。

       同时,医疗机构不应把一份同意书作为自己逃避责任的借口,或是只把责任推给患者。为什么不利用一些视觉和图像技术或是现代先进的通信技术来弥补传统的纸质 同意书的不足呢[8]?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目前一些基于电脑的测试完全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多问题的解答,并且能够确保实验研究的设计、目的、资金以及风险性 都处在一个适当的状况,那么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这些现有的资源呢[9]?

       解决目前基因治疗所面临问题的方法并不仅局限于上述这些。同时上面提到的对同意书的改进方法对许多其它类型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基因治疗这一领域,它可以指引科研人员进行早期临床实验。

       虽然发生的悲剧已无可挽回,但对于基因治疗研究来说,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许多的措施可以而且应该用于确保不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

原文检索:HUMAN GENE THERAPY 19:5–6 (January 2008). Mary Ann Liebert, Inc.DOI: 10.1089/hum.2007.1010

归尘/编译

参考文献1. SHALALA, D. (2000). Protecting research subjects—what must be done. N. Engl. J. Med. 343, 808–811. 2. DARNOVSKY, M. (2007). Gene therapy death raises ethical issues.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eptember 13, p. B-7. Available at 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ile_/c/a/2007/09/13/ED1OS4UGS.DTL (accessed January 2008).3. CAPLAN, A.L. (2007). Giving up on gene therapy is wrong reaction:Death of Jolee Mohr should lead to new patient protections [Internet].Msnbc.com, September 17. Available at: http://www.msnbc.msn.com/id/20820827/  (accessed January 2008).4. WEISS, R. (2007). Role of gene therapy in death called unclear.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8, p. A-4. Available a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9/17/ AR2007091701588.html (accessed January 2008).5. JOHNSON, C.K., and TANNER, L. (2007). Woman’s death calls gene therapy into question [Internet]. Msnbc.com, September 16. Available at http://www.msnbc.msn.com/id/20730647/ (accessed January 2008).6. SIMINOFF, L.A. (2003). Toward improving the informed consent process in research with humans. IRB Suppl. 25, S1-S3.7. EMANUEL, E.J., CROUCH, R.A., ARRAS, J.A., MORENO, J.D., and GRADY, C. eds. (2003). Ethical and Regulatory Aspects of Clinical Researc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D). 8. AGRE, P., and RAPKIN, B. (2003). Improving informed consent. IRB 25, 1–7.9. MOSELEY, T.H., WIGGINS, M.N., and O’SULLIVAN, P. (2006). Effects of presentation metho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formed consent.Br. J. Ophthalmol. 90, 990–993.

专题文章
No Responses to “对于已经出现破损的东西,是否应该及时地去修补?”

Leave a Reply


eight −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