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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NA表达克隆

Leonard Hayflick与WI-38细胞

Jul 31, 2013 No Comments

Leonard Hayflick正在检查他培养的WI-38细胞,这种细胞源自流产胚胎的肺脏组织。利用这种细胞制备的疫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使用。该照片摄于1982年。

 

1962年,Leonard Hayflick利用流产的胎儿组织制备了一种新的细胞系,那就是WI-38细胞系。50多年过去了,这种细胞依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细胞,尽管关于它也充满了争议。

这名妇女已经怀孕4个多月了,但是她并不打算把孩子生下来。这是1962年,在瑞典的一家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最终这名孕妇把孩子打掉了,这在瑞典是合法的。

这名胎儿是一个女性胎儿,身长只有20厘米,她被打掉之后给裹上了一件绿色的无菌衣,马上送到了瑞典西北部的卡罗林斯卡研究院(Karolinska Institute)。在那里,她的肺脏被取了出来,然后放在冰盒里给送到了机场,进行了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几天之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Wistar解剖及生物学研究所(Wistar Institute for Anatomy and Biology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里雄心勃勃的年轻微生物学家Leonard Hayflick收到了这个包裹。

Hayflick先用解剖刀将胎儿的肺脏组织小心地切碎(切成只有成人的手指尖那么大的组织碎块),然后将这些组织块放到培养瓶里,再在培养瓶中加入了各种消化酶,可以使组织块分解成单个的细胞。然后再将这些培养物分装到好几个扁平的玻璃培养瓶里,加入培养基,在37 ℃培养箱里进行培养,最后细胞终于开始分裂了。

这些细胞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WI­38细胞,因为这种细胞挽救的生命要比其它任何一种细胞系都要多,不过关于这个细胞也存在不少的争议。当时已经有很多种实验用的细胞系了,比如著名的HeLa细胞等,但是这些细胞全都是来自肿瘤组织,或者是在遗传水平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WI­38细胞系是当时唯一的一种能够不限量供应的正常的人体细胞,所以很快就成为了被研究得最为广泛的人体细胞,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有很多疫苗都是使用WI­38细胞制备的,比如风疹疫苗(rubella)、狂犬病疫苗(rabies)、腺病毒疫苗(adenovirus)、脊髓灰质炎疫苗(polio)、麻疹疫苗(measles)、水痘带状疱疹疫苗(chickenpox and shingles)等,这些疫苗已经免疫了上亿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WI­38细胞还帮助流行病学专家找到了导致流行性疫情的致病病毒。由于WI­38细胞是一种正常的细胞,所以它们也是一种极好的对照细胞,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研究工作。Wistar研究所也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验室或大学一样,在研究细胞老化和肿瘤等问题时,WI­38细胞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研究工具。

“这团细胞对全人类的健康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毋庸置疑的是,取自这名胎儿的细胞已经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美国费城儿童医院感染科(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t the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主任Paul Offit这样评价道。

不过很少有人了解这种细胞曲折的“身世”,WI­38细胞的历史为从事人体组织研究的现代科研工作者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分离得到了这株著名的细胞系6年之后,Hayflick带着这些细胞离开了他所在的实验室,然后自己开始出售这种细胞,最后,关于细胞所有权的问题还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打了一场官司。这次法律纠纷几乎彻底毁掉了Hayflick的职业生涯,同时也让大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科研人员是否能够通过科学发明获利,应该如何获利。

另外,WI­38细胞系给疫苗制造公司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可是当年实施流产手术的那对夫妻却一个子都没拿到。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之前HeLa细胞的诞生经过,我们都知道HeLa细胞是取自一位名叫Henrietta Lacks的美国妇女的子宫颈癌组织的细胞,而且这段历史也被Rebecca Skloot写进了她写的名为《不朽的Henrietta Lacks》(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一书当中,该书由皇冠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与HeLa细胞一样,WI­38细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细胞的组织捐赠者是否应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应该如何对他们进行经济补偿,关于这些问题,直至今日还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就在上个月,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就发现他们自己因为使用了一种源自人体胚胎组织的新型干细胞系而受到了影响,因为这种细胞来源的胚胎是由某些妇女出售的卵子细胞发育而来的,这在美国是受到严令禁止的,NIH不能对这类研究提供科研资助,详见Nature http://doi.org/mv2; 2013。

不过WI­38细胞的故事和HeLa细胞还有一些不同,因为它是取自流产胎儿的细胞。40多年来,反堕胎组织一直都在抗议,他们要求禁止使用WI­38细胞,同时也要求禁止使用以WI­38细胞为材料制备的疫苗。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w School in Madison)法律及生物伦理学教授Alta Charo介绍,现在这都还是一个问题。现在还是有一部分人拒绝使用以WI­38细胞为材料制备的疫苗,就因为这些细胞是取自流产胎儿组织的细胞。

 

寻找细胞

当年(1962年)Hayflick打开那个冰盒的时候,正在美国从事非常前沿的病毒学研究工作。那时Wistar解剖及生物学研究所是由知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专家Hilary Koprowski领导的,Koprowski招Hayflick就是为了让他负责研究所的细胞培养实验室,为其他的研究人员提供科研用的细胞材料。但是Hayflick当时也在从事另外一项研究工作,他想研究病毒与人类肿瘤的关系。所以他急需一种当时还不存在的、新型的研究材料,即能够在实验室里持续培养的、正常的人体细胞。Hayflick当时感觉胎儿细胞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材料,因为与成体细胞相比,这些胎儿体内的细胞几乎很少会接触到病毒。

虽然当时堕胎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违法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出于医学的原因,还是进行了堕胎手术。所以据Hayflick自己说,他还是可以直接到Wistar研究所街对面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ospital)的手术室里拿到一些胎儿的组织。据Hayflick介绍,当时除非这些胎儿组织还有其它用处,否则都会被丢进焚化炉里。宾夕法尼亚大学则表示,现在很难找到记录来证实Hayflick使用了他们的哪些胎儿组织。

Hayflick一共开发出了25种不同的胚胎细胞系,分别编号为WI­1至WI­25。但是在从事这项工作几个月之后,他慢慢开始注意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理论,只要细胞的培养条件合适,那么细胞就应该可以无限制地一直培养(传代)下去。但是Hayflick发现,当细胞的传代次数增加之后,即细胞变得“老”了以后,细胞的复制效率会降低很多,最终细胞会停止分裂。

1961年,Hayflick和他的同事Paul Moorhead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二倍体细胞系连续培养问题(The serial cultivation of human diploid cell strains)”的论文。据该论文介绍,人类正常的胎儿细胞在连续传代大约50次之后就会停止复制,这篇论文也位列生物学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那几篇论文之一。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细胞衰老问题研究领域。这些细胞碰到的复制阻碍就是大名鼎鼎的Hayflick极限(Hayflick limit)。后来的研究又发现,对于成体细胞,Hayflick极限出现的时间要明显提前,因为这些细胞已经复制很多次了。

Hayflick和Moorhead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胎儿细胞在冷冻几个月之后还具有活力,复融之后的细胞还会“记得”自己已经复制了多少次。“很明显,我们只要(在每次传代时)冻存部分细胞,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再复苏,并且得到无数的细胞。” Hayflick他们在论文里这样写道。另外,这些细胞很容易被多种人类病毒感染,这说明这些细胞都非常适合用于病毒疫苗的生产工作。

于是Hayflick决定开发一种新的胎儿细胞系,他希望这种新型细胞既可以在实验室里广泛应用,也可以应用于工业化的疫苗大生产。1962年的2月,他得到了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支持,当时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让Wistar研究所承担了这项人类二倍体细胞系的制备、鉴定、储存及研究工作,同时还要向相关的研究人员提供这些细胞,而Hayflick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成果

当时,Hayflick又找到了另外一个胎儿组织来源,那就是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院病毒研究所的主任Sven Gard,因为在瑞典,堕胎是合法的。1962年的6月,Hayflick收到了最后分离出WI­38细胞系的那份胎儿肺脏组织。他对细胞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培养,当细胞在培养瓶里长满之后就进行传代,这样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一直持续下去。到细胞传代9次之后,他已经得到了数百瓶细胞。

到了1962年的7月31日,经过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辛苦工作,Hayflick将这些细胞分装到了800多个安瓿瓶里,然后用本生灯将瓶口给封了起来,这次细胞培养工作也让他培训出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细胞培养技术人员。然后,Hayflick将这些安瓿瓶放置到Wistar研究所地下室的液氮罐里储存了起来。

1年以后,Hayflick收到了来自瑞典的消息,他得知这名胎儿的母亲,及其家人都没有患过肿瘤,也没有任何遗传病家族史,这些信息也都是疫苗生产厂家非常关心的消息。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这名母亲同意Hayflick等人使用她的胎儿,但是《自然》(Nature)杂志并不能肯定这一点。据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院的医学伦理学教授Niels Lynöe介绍,当时瑞典的法律也没有要求这种同意授权,当时瑞典和美国一样,对这种用于研究目的伦理知情同意的重视都非常不够。直到后来发布了人体试验伦理指导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Helsinki declaration),世界医学联合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也从1964年开始采用并遵守《赫尔辛基宣言》。“在瑞典,一直以来,取自流产胎儿的组织等科研材料都是可以在不取得知情同意,或者不了解患者的相关信息的情况下被用于科学研究的,不论是在之前,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对知情同意严格要求之后都是如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的医学史专家Solveig Jülich介绍说。

有了这些安瓿瓶,Hayflick就能够带着他的WI­38细胞走遍全世界。在他做空中飞人的时候,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小型的液氮罐,那里面就藏着他的WI­38细胞。用这种方法,他亲手把细胞送给了伦敦、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贝尔格莱德的研究人员。与此同时,他还用过邮寄的方式送出了数百份细胞。不过即便如此,科研人员们对这种细胞的需求还是得不到满足,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最廉价、也是最容易大量获得的研究材料,能够让科研人员通过对正常的人体细胞进行研究,来认识人类细胞最基本的生物学特性。很快,相关的论文就开始出现,而且大家研究的方向还非常的广泛,有研究细胞呼吸问题的,也有研究构成细胞的脂质分子的。

WI­38细胞在病毒学研究领域也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因为很多人类病毒都能够轻易地感染WI­38细胞,所以它很快就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病毒鉴定工具。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以WI­38细胞为工具,对发生在四大洲的院内住院患儿下呼吸道感染事件的致病病毒进行了调查。

Hayflick甚至非常慷慨地为疫苗生产者提供了WI­38细胞。受益者之一就是Wistar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同时也是一名临床医生的Stanley Plotkin。Plotkin在20世纪60年代初亲身经历了横扫英美两国的风疹大流行。孕妇如果感染了风疹(Rubella)病毒,那么会对体内的胎儿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即便胎儿在宫内没有死亡,最后能够分娩出来,往往也会出现各种先天畸形,比如眼盲、耳聋、智力低下(mentally disabled)等,甚至还会合并上述这几种畸形。

后来Plotkin在Wistar研究所工作期间,开始尝试用WI­38细胞在30 ℃的培养条件下扩增风疹病毒,最终得到了一种减毒的病毒株,这种病毒能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让我们产生足够的保护力,不会再受风疹病毒的感染。实验表明,这种疫苗的效果要比其它疫苗好得多。Plotkin的风疹疫苗最终于1970年在欧洲获得了批准,后来在1979年也获得了美国FDA的通过。美国新泽西州默克制药公司(Merck, based in New Jersey)生产的同类疫苗是目前美国市场上唯一的一款风疹疫苗,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使用Plotkin的减毒株生产的疫苗则是目前欧洲和澳大利亚市场上的主要产品。

风疹疫苗只是众多利用WI­38细胞开发的疫苗产品当中的一个而已。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就批准了以WI­38细胞为基础开发的麻疹疫苗产品,Koprowski则利用WI­38细胞开发出了狂犬病疫苗。20世纪70年代初期,惠氏制药公司(该公司目前已被辉瑞制药公司收购)则推出了以WI­38细胞为基础开发的腺病毒口服疫苗产品,而美国纽约的辉瑞制药公司也利用WI­38细胞开发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时至今日,默克制药公司还在使用WI­38细胞生产水痘和带状疱疹疫苗。

 

Wistar研究所的所长Hilary Koprowski正在让Stanley Plotkin给他接种狂犬病疫苗,而这株狂犬病疫苗就是Koprowski自己在1971年利用WI-38细胞开发的。

 

 

不被认同的感觉

虽然Hayflick发表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他的WI­38细胞也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紧俏商品”,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是Wistar研究所里的二等公民。他一直没能成为研究所的正式员工,他也相信Koprowski从来就没把他看作是一名科研人员,只是把他当作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而已。

Hayflick感受到的这种不被认同的感觉终于在某一天让他彻底爆发了,因为他得知Koprowski“私自”向英国的Burroughs Wellcome制药公司(该公司后来被葛兰素史克公司合并)承诺,可以长期向他们提供WI­38细胞,而且还会向他们提供Hayflick用于制备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细胞培养技术。而且Koprowski这么做竟然只是为了让Wistar研究所获得一些利益。Hayflick对于Koprowski这种一味想用他的WI­38细胞来牟利的作法感到非常震惊,而且他感到他自己的贡献被埋没了。

于是Hayflick决定离开,并且也成功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in California)谋到了一个医学微生物学教授的职位,他在1968年的7月正式开始到斯坦福大学工作。1968年的1月,Hayflick就当时剩下的370多个装满WI­38细胞的安瓿瓶与Koprowski和NIH以及美国典型菌种保藏中心(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ATCC,该组织是当时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家非营利机构,主要为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各种细胞、病毒等科研材料)的代表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参加会谈的所有人都一致同意Hayflick可以带走10个安瓿瓶的WI­38细胞,Wistar研究所也可以保留10瓶,剩下的都归NIH的肿瘤研究中心所有,但是保存在ATCC,ATCC可以负责如何分配这些细胞。

Hayflick对这种安排感到很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当时是迫于压力才同意的,他觉得特别的不公平。他现在相信,制药公司和Wistar研究所当时都通过他的这些细胞赚取了大笔的利润。“他们窃取了我辛辛苦苦工作得来的成果,拿去为他们自己牟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介意。” Hayflick说道。Wistar研究所则表示,他们这么做完全合法,而且也符合科研道德,因为他们是通过疫苗获利的,而不是通过WI­38细胞获利的,虽然这些疫苗是用WI­38细胞生产的。

Hayflick在1962年时制备的安瓿瓶装WI­38细胞。

在这次会谈之后,Hayflick偷偷地来到Wistar研究所的地下室里,拿走了所有的细胞,把这些安瓿瓶全都装进了一个30升的液氮罐里。1968年的6月,Hayflick把这个液氮罐捆在了他汽车的后座上,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去了加利福尼亚州。“我带着那些细胞逃跑了。” Hayflick带着尴尬的笑容这样说道。

到了斯坦福大学之后,Hayflick开始出售他的WI­38细胞,他当时开出的价格与ATCC一样,都是15美元一瓶,他将这些销售收入全都存入了一个名为“细胞培养基金(Cell Culture Fund)”的户头。到了1975年的5月,这个账户里已经累积了6.6万多美元。

据Hayflick自己介绍,他决定一直不动这笔钱,直到有一天能有一个独立的法律机构来裁决,这批细胞究竟归谁所有,这笔钱究竟归谁所有。这一天直到1975年的春天才来到,当时Hayflick到NIH接受了一次面试,因为他想到NIH新建立的一个机构——美国国立老龄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担任所长。NIH决定先听取一下他们自己审查部门(Division of Management Survey and Review)的意见,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审查有谁非法滥用NIH科研基金的一个部门。该部门派了3名会计到Hayflick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了审计,他们在那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审查了所有有关WI­38细胞的记录和清单。

调查报告于1976年的3月被公诸于众,因为当时NIH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向好几名记者披露了这份报告。调查报告很快就刊登在了《科学》(Science)杂志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封面上。“还不到24个小时,我的职业生涯就急转直下。” Hayflick介绍说。因为这份报告认为,Hayflick私自出售了属于美国政府的资产,并且将销售所得私自给存了起来,而且账目不清,另外有一些细胞还已经被细菌给污染了。Hayflick完全不认同这份报告的内容。他表示,没有任何一份法律文件表明美国政府拥有这批WI­38细胞,而且他没有私吞这笔钱,只是将钱存在了一个专用账户里,等待最终的裁决,另外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任何处置不当的行为。Hayflick解释说,他并没有采取1962年时的常规操作,往细胞里加抗生素,因为制药(疫苗)公司担心这些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

就在《科学》杂志刊出那篇报告之前不久,Hayflick向法院起诉了NIH。他认为NIH违反了《隐私权法案》(1974 Privacy Act),因为NIH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滥用FOIA,不听取他的辩解意见,就单方面认定并向公众宣布他有错。Hayflick还就WI­38细胞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提起了诉讼。当时Hayflick自己也正面临一起犯罪调查,因为斯坦福大学向当地的一名检察官举报,Hayflick的事情很有可能涉及盗窃国家财产犯罪。不过这名检察官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没有证据证明Hayflick有犯罪的事实,所以撤销了案件。另外,有一些疫苗生产厂家也担心WI­38细胞的供应得不到保证,所以纷纷开始转向使用另外一种胎儿细胞——MRC-5细胞系。

1976年2月,Hayflick向斯坦福大学提出了辞职,很快就获得了批准,成为了一名失业人员,开始每周领取104美元的救济金。他当时不仅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细胞,他向《科学》杂志的记者说,这些细胞就好像是他自己的孩子。NIH于1975年在Hayflick出去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到他的实验室拿走了所有的细胞。

 

转机

几个月之后,Hayflick在旧金山湾(San Francisco Bay)另一边的奥克兰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akland)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继续开展他的细胞衰老研究工作。1977年,经过漫长的官司,通过同行评议,Hayflick终于申请到了NIH的一个为期3年的基金,而且他也终于从NIH拿回了一些WI­38细胞。1981年的1月,他重新见到了6瓶他在1962年时亲手制备的WI­38细胞。

就在一个月之前,《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刚刚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法律,这也给了研究所充分的权力,能够对他们利用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开展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发明拥有所有权,同时也能够给发明人分一杯羹。虽然Hayflick的细胞在该法案生效之前就已经诞生了,但是《拜杜法案》体现出的新型理念让美国政府难以对耗时五年的WI­38细胞诉讼案做出判决。1981年夏天,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给Hayflick的律师团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庭外和解,Hayflick也同意了。诉讼双方都希望以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裁定,Hayflick对他手上的6瓶细胞,以及用这6瓶细胞继续培养出来的细胞享有所有权,美国政府对余下的19瓶细胞享有所有权。至于之前销售细胞的所得,Hayflick可以完全拥有这笔钱。这笔销售收入加上历年来的利息已经达到了9万美元,可是Hayflick需要支付的律师费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从WI­38细胞里赚到一分钱。

不过其他的科研人员却还在用这些细胞赚钱。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WI­38细胞也在从研究白血病基因表达,到肿瘤坏死因子(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免疫调控蛋白)克隆的作用等各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发光发热。

“在研究细胞老化的工作中,这些WI­38细胞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Wistar研究所从事细胞老化研究工作的Rugang Zhang这样评价道。这是因为这些细胞在分裂了50代左右之后一定会停止分裂,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科学家们多年以来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充分的研究,得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WI­38细胞就被用来寻找最常用的细胞老化分子标志物。最近,Zhang的课题组又使用这种细胞发现了一条通过染色质来调控细胞增殖的信号通路。

但是有关WI­38细胞的争议还是没有彻底平息。1973年的7月,Hayflick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位高级医官打来的电话。当时Skylab 3空间站刚刚在几个小时之前离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飞向外太空。当时这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医生正在与抵制堕胎行为的示威者辩论,因为在航天飞机上装载了WI­38细胞,用来研究零重力条件下的细胞生长和结构变化,所以这些人前来示威。于是Hayflick就解释说,在瑞典堕胎是合法的,所以他的细胞也是合法的,当时这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医生听了Hayflick的解释之后表示可以控制局面,但是到今天,在反对堕胎者当中还是有人对WI­38细胞感到不爽。

“既然有一些疫苗是以一种完全不会让人感到不快的方式来生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疫苗全都用这种方式来生产呢?”美国佛罗里达州“上帝的子民”组织(Children of God for Life,该组织就反对用WI­38细胞来生产疫苗)的执行主席Debi Vinnedge提出了这样的问题。2003年,Vinnedge给梵蒂冈写了一封信,要求教廷给一个官方的说法,天主教徒是否应该注射用流产胎儿细胞生产的疫苗。结果两年之后Vinnedge才收到回信,罗马教廷认为,在没有其它疫苗可供选择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子女患上严重的疾病,父母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种这种由WI­38细胞或MRC­5细胞制备的疫苗的。

回信里还写到,忠诚的天主教徒应该采取任何合法的手段,给用这些细胞制备疫苗的生产厂家制造麻烦。作为Plotkin风疹疫苗最大的生产商,默克制药公司一直以来就是反对堕胎者的眼中钉,他们甚至在美国默克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进行抗议,以至于默克公司在给《自然》杂志的一份声明里表示,默克公司会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寻找替代方案,同时他们也强调这款风疹疫苗经过长期的实践证实是安全、有效的。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款疫苗,让成千上万的孕妇免于堕胎手术,这要比天主教的教义管用得多。

在所有利用WI­38细胞开发的产品当中,默克公司的风疹疫苗占据了很大一块份额,销售额达到了数十亿美元。其他一些利用WI­38细胞开发产品,赚取利润的公司还包括目前已经属于以色列Teva制药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s, based in Petach Tikva, Israel)的Barr Laboratories公司,他们主要向美国军方提供腺病毒疫苗;还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Sigma Aldrich公司(Sigma Aldrich in St Louis, Missouri),该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一瓶WI­38细胞的价格就达到了424美元。

法律专家表示,那些流产胎儿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后人都不太可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为50多年前提供的组织要求经济补偿,因为他们缺乏法律依据。就在WI­38细胞分离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与在瑞典一样,在美国使用胎儿组织按照惯例也是不需要获得知情同意许可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接受美国政府科研经费资助的科研人员也可以在不需要获得知情同意许可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外科手术切下来的组织标本,包括流产的胎儿组织,当然他们是不知道这些组织的来源及身份信息的。不过在美国有一些州对此有所限制。

可是Charo却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法律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忽视了整个过程里的情感因素。如果有人用这些组织获取了经济利益,他们就应该和组织的提供者分享这些经济利益,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使用WI­38细胞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则认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不道德,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规则就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有一些人认为,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过去的事情是不公平的。据Plotkin介绍,当年他们在使用这些流产胎儿组织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使用这些反正也是要被丢弃的组织有什么问题。现在回顾过去是很容易,但是这么做也太专横了。绝大部分相关的制药企业都拒绝发表意见,葛兰素史可公司则表示他们会采纳更高要求的伦理道德标准。

不论现在的标准是怎样的,美国芝加哥大学Becker Friedman研究所(Becker Friedma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linois)的研究学者Scott Kominers都认为,给组织提供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有利于鼓励大家提供科研材料,促进医学的发展。“我们认为只有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组织材料。” Kominers这样说道。但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哈佛大学转化医学中心(Harvard’s translational medicine centre in Boston, Massachusetts)专门负责伦理道德事物的儿科肿瘤学家Steven Joffe则担心如果提供经济补偿,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大家主动捐赠组织的积极性,因为这可能违背了人的利他行为原则。另外,Joffe还提出,像WI­38细胞、HeLa细胞这种能够明确是从谁捐赠的组织里获得细胞,即一对一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在现在,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从捐血者捐赠的血液里分离得到了所需要的蛋白,然后用这些蛋白来治病,可是这些血液来自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经济补偿。所以Joffe认为,对于这类情况,如果对所有的捐赠者全都给予经济补偿,反而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哪怕没有别的好处,有关WI­38细胞的这些是是非非也凸显出事关经济补偿讨论,以及和最开始组织捐赠者达成一致的意义。Charo认为,在WI­38细胞的案例中,现在找到当初的组织捐赠者,即便是给她一些经济补偿,也可能会勾起她痛苦的回忆,所以是否应该给她经济补偿,这一定要小心对待。

Hayflick认为,至少有四种人或机构对WI­38细胞,或者其它人类细胞拥有权力,他们分别是组织的捐赠者;赋予这些细胞价值的科研人员,比如他自己;科研人员所在的单位;和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资助的机构。“成百上千的科研人员都和我一样,用WI­38细胞和其它人体细胞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从道义上来说我们都欠这些组织捐赠者一份情。”

 

Leonard Hayflick现在坐在他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Sea Ranch的家中说道:“从道德角度来说,我们都欠当年那名瑞典孕妇的。”

细胞衰老研究领域里的前辈,今年已经85岁的Hayflick紧握他的安瓿瓶好几十年了,这些细胞一直都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家里的车库里。不过在2007年,由于厌倦了要经常换液氮,于是Hayflick将这些细胞全都捐给了美国新泽西州的Coriell研究所(Coriell Institute in Camden, New Jersey),因为他相信那里会很好地保存这些细胞。

Hayflick表示,他最后送走这些细胞时并没有比他的5个孩子离开家时更难过,“因为是时候让这些长大成人的孩子离开家了。”他这样说道。

 

 

原文检索:
Meredith Wadman. (2013) Cell division. Nature, 498:422-426.
筱玥/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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