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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赫勒拿岛被释放的奴隶遗骸测序有望填补历史空白

Dec 12, 2016 No Comments

圣赫勒拿岛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一个150年前的坟地来解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章节。

1849年,英国圣公会主教Robert Gray描述了一艘装满奴隶的船在圣赫勒拿岛登陆时的情形。 看到船上的人,他不禁感慨:真是人间惨剧。一部分人已经死亡,更多的人即将死亡。这些人像是货物一样被扔上船。

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英国海军反奴隶贸易运动的难民。英国在1807年取消了奴隶贸易。从非洲到美洲的贸易航线中间通道上,反奴隶巡逻队搜查来来往往的船只,解救被贩卖到各地的奴隶。因为圣赫勒拿岛坐落在大西洋中部,所以成为了反奴隶巡逻队安置被解救的奴隶的地点。自1840年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大约有27,000名被解救的奴隶被送到了岛上。幸存下来的奴隶获得了自由,大多数人都迁徙到了其他地方。近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孩子长眠在圣赫勒拿岛上的一个山谷里。

这些人一直被遗忘,直到十几年前一个建筑项目挖出了一些骷髅。考古团队来到这里,发掘发现了数百具遗骸。现在,一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这些在地底埋了100多年的遗骸,并进行DNA测序,以了解这些奴隶的诸多信息:他们的出生地、文化背景,以及死亡原因。

华盛顿州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的生物人类学家、曾参与来自其它墓地的奴隶遗骸测序工作的Fatimah Jackson表示,相比于其它墓地,这个墓地能揭示这些被释放的奴隶的经历和身份。这项工作对Jackson有着特殊的意义,她的祖先来自非洲。她指出,她们是这些奴隶的后裔,她们对祖先的了解非常少。古代DNA能间接提示她们祖先的过去。

 

鲁伯特山谷

鲁伯特山谷是遥远的小岛上的一个峡谷,拿破仑曾在这里度过他最后的流放生活。开车穿过这里时,你会看到一些仓库、一个小型柴油发电站和一个鱼类加工厂,此外还有一些房子和一个孤独的教堂。

这座山谷还散布着一些揭示过去悲惨历史的建筑,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建造的一米宽的防御墙、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监狱营和十九世纪晚期的海水淡化厂。但除了一个不起眼的石头建筑,你怎么也想不到这里曾经住着几千个奴隶。

2006年11月,地质学家David Shilston乘船从南非开普敦出发前往圣赫勒拿岛——这是一个为期5天的旅程,乘船是到达该岛的唯一途径。他的雇主是工程公司Atkins。Atkins公司计划建造通往岛上首个机场的道路。Shilston的工作是探索该岛的地质。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一个工人给他打电话说,挖出了一条人腿的残骸。Shilston认为这可能是个孩子的残骸,因为它看起来很小。

历史记录说明当许多新解放的奴隶抵达这里时,这里的环境很恶劣。一位见证了1861年奴隶登陆的人这样写道:这些奴隶的手臂和腿磨损得非常厉害,大约只有一个拐杖大小。许多人死了,因为他们从一条船上被移动到另一条船上时,由于时间太紧紧迫,根本没空把死人和活人分开。鉴于此,这些奴隶着陆后,很快便患上了天花和痢疾之类的病,随后死亡。一些迹象表明,部分人可能自杀了。在1840年到1849年间,有三分之一的自由奴隶——近5000人——死亡。很多在营地凄惨条件下幸存下来的人被送到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其他英国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里当契约工人。

Shilston发现了第一批圣赫勒拿岛上被释放的奴隶的遗骸。消息传开后,他发现原来这些被释放的奴隶并没有被遗忘得那么彻底。他的发现是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那条新闻里写道:毫无疑问,之后更多的遗骸会被找到。许多人认为,亡灵仍然萦绕着鲁伯特山谷。遗骸被存放在一个地方教堂的小木屋里,之后在岛上首都詹姆斯敦的一个公墓里被重新焚毁。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为圣赫勒拿岛(圣赫勒拿岛是英国海外领土)建设机场提供了2.5亿英镑(3.10亿美元)的资金。该部门希望该墓地经过专业的考察,所以2007年邀请了商业考古学家Andrew Pearson来考察该墓地。Pearson确定了两个不同的掩埋地点——都在规划的道路路线中间。他表示,他带来了坏消息,在计划建路的地方有个大型国际坟地。道路建设计划只能先暂停了。

 

鲁伯特山谷

部分被解救的奴隶埋在鲁伯特山谷。小部分尸体葬在棺材里,大部分都直接埋在地下。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做出指示,只挖出规划道路下面的骨骼。第二年,Pearson和同事Ben Jeffs带着一个5人团队来完成挖掘工作,由于挖掘出的骨骸越来越多,他们的团队扩大到了15个人。他们挖的第一批坟墓排布非常密集,有的里面葬了6个人。Pearson的团队花了4个月,从一个1800平方米的地方挖出了325具尸骸。他们把这些遗骸装箱,随后运到詹姆斯敦接受后续的测试。一半以上的尸骸看起来好像是18岁以下,以12岁及以下的儿童居多。Pearson估计,整个山谷总共埋葬了8000多人。

北美和南美洲及加勒比岛屿上有很多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关的埋葬地点,但这些地方的奴隶往往在此繁衍了很多代,有的出生在美洲,有的出生在非洲。相比之下,鲁伯特山谷只有被英军解救然后释放的奴隶,因此,这些遗骸不仅能提示奴隶来自何处,以及他们在船上的状况,而且还能提示奴隶贸易如何改变了他们的身份。Pearson指出,这些奴隶都就好像是几周前在非洲被绑架一样。他认为借助这些残骸,可能可以填补中央通道相关历史的空白。

 

隐藏的身份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古DNA研究员Hannes Schroeder本科生时期在维尔京群岛挖掘时,首次遇到了奴隶贸易的考古遗迹。他发现的坟地应该是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的,但它恰好毗邻一个18世纪的种植园。他和一位朋友花费了一个周末来调查种植园,并确定了奴隶宿舍和其它地标的遗迹。Schroeder表示,那是个被遗忘的坟地,但该坟地对整个岛的历史非常重要。这对他有深刻影响。

2009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做博士后,并开始考虑通过观察这些奴隶残骸的基因组来确定他们来自哪里。基于包括近36000次航行的数据库的海事记录,奴隶贸易中有1200万非洲人被绑架并贩卖。这些记录都非常简略,通常只提到奴隶离开非洲港口,并不会记录他们的种族或地理起源,而出售点往往离这些地理起源有数百公里远。 Schroeder意识到,通过将从遗骸中收集的DNA与现代非洲人的基因组数据库相匹配,然后借助基因检测就能把这些受害者与他们的家乡联系起来。

这个想法有两个很具挑战性的地方。首先,虽然科学家已经收集了数十万年前可读的DNA,但大部分来自北欧,西伯利亚或北美的掩埋点。没有人对热带的远古DNA进行测序,因为热带的温度和湿度会加速DNA的降解。第二,基因数据库里非洲人种的基因数据相对不全。即使可以从奴隶埋葬地点获得高质量的DNA,也很难将这些序列与当代人口以高精度匹配起来。

尽管如此,Schroeder仍然坚持做这件事。2011年,他们从欧洲委员会处获得了400万欧元(58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他的团队现在正在对包括圣赫勒拿岛的六个奴隶埋葬地点中的残骸进行测序。

该团队分析的第一批骨骼来自加勒比地区圣马丁荷兰境内的建筑工人发现的三具残骸。碳定年结果表明,这两男一女在1660年至1688年间死亡,当时记录显示至少有一艘贩卖奴隶的船抵达岛上。这三个人的门牙上都有装饰的痕迹,提示他们出生在非洲——牙齿修饰是非洲很多民族共同的仪式。通过分子技术,他们从残骸骨骼中的微生物遗传物质中得到真正的古人类DNA,Schroeder的团队成功为每个人恢复了部分基因组序列。

研究人员把这些序列与11名当代非洲人种的DNA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其中一个圣马丁人与喀麦隆北部Bamoun地区的Bantu语系民族遗传关系最密切,而另外两个人与现在住在尼日利亚和加纳的lgbo和Brong民族基因最为接近。Schroeder并没有那么确定他们就是属于这些人种。但是去年发表的论文给了他灵感——古DNA可以帮助鉴定奴隶的遗传祖先,以及帮助寻找中央通道的历史真相。Schroeder 表示,这三个人——尽管被发现埋在一起,并可能由同一艘船送到这里——可能有不同的种族背景,说不同的语言。这不仅会让你想知道:他们之间如何相互沟通,这对他们在美国新身份的形成意味着什么?

鲁伯特山谷里埋葬的人可能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航运记录表明,登陆在圣赫勒拿岛的奴隶船只从中非和西非的港口(包括今天的安哥拉和刚果地区)出发(图:到鲁伯特山谷的路线)。有迹象表明,一些人来自更远的地方,包括莫桑比克甚至马达加斯加。一名19世纪40年代的观察家注意到40个“内部原住民”,这些原住民航行了几个月到达大西洋海岸。另一名鲁伯特山谷的访问者指出,奴隶来自不同的部落和地区,追踪他们的遗传根源非常有意义。 

被解救的奴隶的DNA支持了这一观点。Schroeder和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古生物学家Marcela Sandoval Velasco从63个人的牙齿中收集DNA,并从20个保存得最好的样品中测序部分基因组。与当代非洲人口的遗传物质对比表明,这些被释放的奴隶来自不同的非洲背景。几个人与当代非洲中部和西部的族裔群体,如Bamoun和Kongo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一个非洲人种和这些遗骸的DNA非常匹配。Schroeder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缺乏来自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地的基因组数据。

 

 

到鲁伯特山谷的路线(1)

 

替代证据

令Schroeder感到沮丧的是,他的团队还不能确定圣赫勒拿岛被释放的奴隶来自何处,也不能将他们与任何当代人群联系起来。但他有信心,他们的基因组检测起码能有助于缩小搜索范围。几个生物医学项目正在测序多个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基因组。Schroeder 指出,这不会需要很长时间。

在那之前,他和同事正在跟踪其他追踪325个被释放的奴隶的起源的线索,他们认为填补这些奴隶生活的细节同样重要。某些化学同位素(包括锶)在牙齿中的水平可以作为他们儿童时期生活地点的线索。

Judy Watson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的博士生,他与Schroeder团队合作, 并发现鲁伯特山谷中的部分人具有相似的同位素水平,就好像他们在同一地区长大一样。布里斯托大学团队的负责人、生物人类学家Robson-Brown表示,这可能表明,当时奴隶贩子在一个区域里进行群体性的绑架。如果基因组分析能够将被释放的奴隶与现代人群联系起来,那么同位素水平(而附近地区人群的同位素水平可能差异很大)可能会缩小其地理起源。在Pearson的帮助下,Watson根据表明这些奴隶在19世纪40年代死于鲁伯特山谷的钱币和其它考古学证据,筛选出了潜在的奴隶船只和离港港口列表。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被解救的奴隶的生活,这个团队还在寻找其它证据线。Robson-Brown指出,同位素和遗传学不会告诉我们这个人的社会身份。

例如,她的实验室的研究生Erna Johannesdottir正在检查可以在遗体中看到的各种牙齿装饰。具体的装饰可能暗示个体的民族关系。一些装饰似乎是在个体死亡之前不久就进行的,Robson-Brown指出,甚至可能在奴隶船上进行的。他们觉得难以想象这些年轻人在经历了绑架、奴役和运输等一系列可怕的事情后,还会组织亲密的小团体,帮彼此进行牙齿装饰。Robson-Brown认为这体现了强大的人类精神和韧性。”

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的经济史学家David Richardson指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学者急切地想把这些新知融入到他们的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学家对身份的问题以及文化适应和文化遗产的问题非常着迷。这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一部分。

 

遗传根源

对奴隶贸易进行DNA研究可能重塑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Jackson表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这不只是古老的DNA,它是潜在祖先的古代DNA。即使不能用DNA把这些遗骸和现在活着的后代联系起来,这些遗传物质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古代DNA研究使我们能够把自己和历史联系起来——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并让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Alondra Nelson指出,这种遗传根源的寻找始于1991年左右,当时在曼哈顿下城发现了一个掩埋了10,000到20,000个人的奴隶埋葬地点。线粒体DNA分析并没能提供太多的信息,除非它们携带了在非洲非常常见的母体遗传标记。但是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未真正完成之前,很多自称与这些被掩埋的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来到了曼哈顿。一个名为“非洲埋葬地后代”的团体对政治家和研究人员处理遗骸的方式持批评态度。

Pearson担心,鲁伯特山谷的挖掘工作会导致岛上居民作出类似的反应,这些居民中很多都是更早期奴隶(随后被中国契约工人取代)和英国殖民者的后代。

Pearson原以为他们会遇到大麻烦——这些奴隶的后代会质问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祖先?但幸运的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为人们可能选择不强调他们的黑人血统,选择遗忘这段历史。

虽然圣赫勒拿岛的机场已经完成,但那条风吹日晒的跑道还没有迎来常规的商业航班——有可能永远都无法迎来了。这些被释放的奴隶的遗骸的命运也不确定。2015年,圣赫勒拿岛政府对居民进行了调查,咨询民众该如何处理这些遗骸。选项包括将其作为研究资源,或将其遣返到非洲原居住地(Pearson指出,即使能找出这些人的出生地,将遗骸遣送回当地,也面临重重政治和物流上的障碍)。绝大多数人希望让这些遗骸安息在鲁伯特山谷——并且许多人表示应该尽快完成。

尽管研究人员仍然可以从这些残骸中获取信息,Pearson同意当地人的看法,并希望回到圣赫勒拿岛帮助重建坟地。他认为,这些人生前已经十分可怜,死后大概也不愿禁锢在实验室里。

1864年,鲁伯特山谷从一艘受到破坏的船只上接收了最后六个被释放的奴隶。难民营于1867年解散。

历史学家对拦截和起诉奴隶贸易者的运动持矛盾态度,这些运动加快了巴西和古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的结束。但是最终离开圣赫勒拿岛的前奴隶们依旧逃不开被奴役的命运,他们要么在外国打工,要么为外国人打仗。

那些留在圣赫勒拿岛的前奴隶们日子也不好过。几百名被解放的非洲人最终融入了圣赫勒拿岛。根据1881年的人口普查,一共有77人活了下来并融入了当地生活,他们的出生地被列为“非洲西海岸”。

他们的生活简直难以想象——被绑架、被奴役、被解救,最后被扔在了一个偏远的小岛上。尽管得到了自由,但这种自由类似于被流放。一张世纪末的照片展示了其中五个人的生活:三个坐着的妇女和两个男人,都住在贫民院。 照片上的说明显示,“男人,虽然有七十多岁,但仍然能赚一点钱,但女人就没有赚钱能力了,而且眼睛也快瞎了。”他们乘着Cyclops——最后一艘到达圣赫勒拿岛的海军舰艇——到达这里。这是圣赫勒拿岛被解放的奴隶的最后一张照片,它能提供的信息有限。但DNA能提供更多信息。


原文检索
Ewen Callaway. (2016) What DNA reveals about St Helena’s freed slaves. Nature, 540 (1038): 184-187.

张洁/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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